蓝晨

曾演出《爱杀17》、《亲亲小爸》等戏的台湾偶像剧艺人杨士萱，近日被控猥亵女大学生。事发当日晚间9点多，被害女大学生返回内湖家中时，一名男子尾随在她身后并搭上电梯，硬扯她丝袜，并以手机拍摄她的裙底风光，被害人呼救，男子才仓皇逃跑，现场遗留一只皮夹，证件显示为艺人杨士萱。事发后，杨士萱予以否认，强调当天和经纪人小灿在一起，还推给无辜表弟。扯谎三天后，日前杨士萱在律师、经纪人陪同下，坦承做错事，公开向女大生及社会大众鞠躬道歉。

偶像明星杨士萱黑夜尾随女大学生，强拍裙底风光，不只是错更是罪，这本已超出了一个乖孩子的行为底限，更扯谎掩盖企图消弥罪行，无奈人证物证俱在，所以他才“睡不好、吃不好，饱受内心煎熬”，终于“在亲友和公司人员晓以大义下”，“觉得对不起‘对方’女学生及其家属”，痛哭流涕地出面承认错误，希望大家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正所谓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莎士比亚也说过“知错就改，永远是不嫌迟的”，如果杨士萱此番对犯罪和说谎的忏悔是出自真心，我想公众也不会和一个犯了错的孩子过不去，即使是法律也会因其诚心悔过而给予从宽处理。

问题是，杨士萱的忏悔是发自真心吗？在记者会上，杨士萱自称“我最近才开始看医生，不知道怎么会恍惚做错事”；其律师否认杨士萱蓄意侵犯：“召开记者会不是要脱罪，是要让大家知道，杨士萱压力真的大到有服用抗忧郁的药；会伤害那位小姐，只是刚好他的压力累积到临界点，绝不是所谓性侵。”“以我主观判断应该是服药过后，精神恍惚情况下，才发现自己做错事。”其经纪人小灿则说：杨妈妈对儿子期望高，造成他性格压抑；杨士萱做错事当天，刚和妈妈在电话中吵完架，一时负气才做傻事。所有的这些解释，让人们看到的都是以杨士萱压力大、忧郁、服药为由头，刻意地为自己开脱罪责。

首先，生活在当下这个充满竞争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，如杨士萱这样有点小名气的所谓的公众人物也不例外。面对压力，守法者会通过正确的自我减压或求助专业机构咨询治疗，进行合理的排解，而不是在“压力累积到临界点”或“刚和妈妈在电话中吵完架”后，靠尾随女生并进行侵犯来舒缓忧郁的心理。如果在这个人人都有压力的社会中，每个人都以压力大为借口胡作非为，事后做一个言不由衷的道歉，就可以受到法律、舆论和道德的赦免，那么社会岂不乱了套？由此可见，杨士萱及其律经纪人把压力作为求得公众谅解的理由并不成立。

其次，即使是杨士萱真的因各种原因“造成他性格压抑”，而且“压力真的大到有服用抗忧郁的药”，也就是说小杨真的“抑郁”了，但抑郁症只是以持久的心境低落状态为特征的神经症，并未丧失自主意识，对事物和行为仍然有着正确的认知，与犯了罪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的精神分裂症有着本质的不同。因而，不论杨士萱是所谓的“服药过后，精神恍惚情况下，才发现自己做错事”，还是“刚和妈妈在电话中吵完架，一时负气才做傻事”，都不是精神并没有失常、分裂的杨士萱可以侵犯猥亵女生的借口，而屡次以此来说明杨士萱事发的“合理性”和“无意性”，正是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典型表现。

另外，我们权当杨士萱确实是在服用抗抑郁药，据我所知，这类药物的副作用在情绪和精神方面大都表现为嗜睡或失眠、性欲减退等，而不可能诱导杨士萱尾随女大学生并硬扯丝袜强拍私隐之处，我不明白的是，怎么这类药物的副作用表现在杨士萱身上，就反其道而行之地让杨士萱在“精神恍惚情况下做错事”，对女大学生的裙底风光如此感兴趣呢？更何况既然杨士萱因服药后出现的所谓恍惚，已严重到了让他去猥亵女生，那因何在女大学生呼救后就连皮夹都丢掉了立时仓皇逃跑？这种反科学的牵强解释，无非是又一个并不高明的谎言罢了。

至于杨士萱的律师以杨士萱曾有服药为由，否认其行为构成性侵犯，更不值得一辩。不知道在这位律师的概念中，什么样的行为才可以算性侵犯？难道以忧郁症的名义猥亵女生，在该律师的观念中，就可以免去性侵犯的罪责？更不知道如果当事的女大学生是自己的姐妹或女儿，他是否还能大言不惭地说杨士萱没有性侵，进而会因此很大度地“再给他一次机会”放杨士萱一马吗？

如果说杨士萱在事发第一时间后的扯谎，还可以用害怕、不敢面对来理解，那么当时的扯谎，很大程度还可以认为是人出于自保的下意识选择，在事情到了纸包不住火的时候，杨士萱方面在记者会上，还企图用眼泪和谎言来蒙混过关，除了证明杨士萱方面是在急于推脱罪责外，更是对公众智商和社会道德的侮辱。而这种拙劣的表演，岂止会使本已阴暗的形象更加丑陋，更会因此招致更加强烈的声讨，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真想求得公众的原谅，就拿出自己的诚意来，要知道，道德排斥谎言，法律不相信眼泪！